被北师大解聘 10 个月之后,学者史杰鹏出了一本讲解诗词的新书 | 访谈录

2018-05-21 19:46 好奇心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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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被北师大解聘 10 个月之后,学者史杰鹏出了一本讲解诗词的新书 | 访谈录

我最近在思考第一就是怎么个谋生方式,怎么让自己更好地生活。再就思考我怎么能写出什么更有意义的东西,对别人有益。

学者史杰鹏新出版了一本古诗词讲稿,叫《悠悠我心——梁惠王古诗词二十讲》。名字摘自《诗经》,是编辑取的,开始时,编辑给史杰鹏几个名字选,但最后定下的这个名字并没在那几个名字里。

史杰鹏由着编辑取名字,他知道“这个名字责编会觉得比较好卖。”

开售半个月,《悠悠我心——梁惠王古诗词二十讲》加印了两次,在亚马逊图书新品排行榜排名第三。相关的一位编辑说这本书的销量比预想好,读者对诗歌的热情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高。

史杰鹏早前在小说《楚墓》填过词,朋友觉得有韵味,也鼓动单独写。后来国家提倡古典文学的学习,网络上诗词课很多。当时另一个朋友在做网课,说想把史杰鹏的诗词课做成大课在网上讲。史杰鹏随口应下来,但两位朋友很积极地促成这件事。

但更重要的背景可能是,那个时候史杰鹏丢了工作,没有事情做。

于是,这个课程得以成形。除了诗词课,史杰鹏还开了《史记》八讲和汉字课内容的微课。课程上线后,史杰鹏给每节课都写一万字的讲稿,这本书便是合集。

《悠悠我心——梁惠王古诗词二十讲》封面,来自亚马逊

半个月后,史杰鹏的公众号上记录了他当时丢工作后的状态。

“前些天吃艾司唑仑片才能入睡,很多人劝我别吃,且搜了介绍给我。一看,确实吓一跳:损害肝脏,会成瘾,还有增加抑郁症风险,且睡眠易产生幻觉……天哪,不能吃了。毕竟,猫猫还需要我照顾啊!有个朋友人极好,但前两天给我发来一句话:‘听说你竟然喜欢鲁迅?’我恍惚能看到屏幕那边他似笑非笑,恨铁不成钢的表情。我说:‘求同存异吧。’他表示同意。一个历经世事的人,不喜欢鲁迅,很难。历经得越多,越会喜欢。见过越多卑劣的人,越会喜欢。但下一次,依旧会碰壁。”

5 个月后,在 2017 年的最后一天,史杰鹏在公众号里写到:“2017 年对我来说,是如噩梦般的一年,不愿回顾。如果改了新岁就能换运的话,我希望今天这点灰烬般的时间赶紧消逝,走好不送。我很想马上对着它撒一泡尿,把它浇灭,直接进入新年。但新的一年又如何?这个世界会变好吗?我比较悲观,因此,我提着裤子,有些左右茫然。”

2018 年开始后,史杰鹏受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邀请去做访问学者。他和太太、女儿一起去了东京。

《悠悠我心——梁惠王古诗词二十讲》在 4 月 21 日做了一场新书分享会。史杰鹏 4 月 18 日晚上到达北京。结束这场分享会,史杰鹏就要直接赶往机场再飞去东京。

在活动上,史杰鹏说,他最喜欢的诗人其实是李商隐。但是这本书及课程里其实没有收录李商隐的讲解。因为如果要单独讲李商隐,会没有时间。而如果要把李商隐和别人放在一起讲,史杰鹏觉得对李商隐来讲是亵渎。

大多数时候,史杰鹏想到什么说什么。他连贯地阐释问题的时候,还能听出老师的语气。不是讲话的声音,是他连续说话时,会微微提高音调,与此同时换一口气。看起来自然流畅,又带着一点辛苦。这是有累积的经验才养成的习惯。 20 年的授课经历让他有这种习惯,他想改也改不掉。

但比起以前,他有一个明显的改变,他多了一个常用的词语——政治不正确。通常这个词汇这样出现——“这样讲下去容易政治不正确”。私下里他会信任地多说几句,包括在他的公众号上写东西他都表现得比较信任。但遇到公共场合。他会选择就此打住,不再多做阐述。

史杰鹏,图片由新经典文化提供

Q:好奇心日报

史杰鹏:《悠悠我心——梁惠王古诗词二十讲》、《亭长小武》、《户口本》作者

Q:《悠悠我心——梁惠王古诗词二十讲》的网购页面上这样介绍你:“古典语言学学者、历史小说家史杰鹏,笔名梁惠王,曾任教于名校。他以丰厚的古文字学、音韵学与古诗词学为基础,尝试沟通古今,还原古人生活情境,探究人生的本质,充满人性的悲悯;以赤子之心,言前人所未言;不讲宏大概念,只关注基本人性;不看前人定论,只评价诗词成就;不谈微言大义,只欣赏艺术本身。”看到这个评价,你自己会想什么?想更正些什么?

史杰鹏:“曾任教于名校”,这个我觉得就可以更正嘛,我为什么要攀附名校嘛。我觉得没必要。我觉得自己自信就行了,我也不需要借什么学校来为自己增添光彩。

还有什么“著作等身”,因为首先我也没有著作等身。而且,著作等身这种词已经变成了一种标准化的语言,已经比较俗气了。我觉得没必要用,因为它不传达任何信息嘛。没有意义,然后其他的,还有什么尝试沟通古今,我觉得也没必要。这个就是一种比较俗烂的词汇,我觉得没必要。我自己写的话,不会用这种俗烂的句子来描述我自己。

其他的我觉得都还可以,赤子之心啊,不讲宏大概念啊,这些都比较好。

Q:你说你很喜欢刘震云,最近他的小说《一句顶一万句》刚被改编成话剧,你怎么看这部小说?

史杰鹏:第一次看,我就觉得他语言很好。他很简单,有点像民间文学的特点,但是他跟赵树理不一样的是,他带一点幽默在里面。跟莫言不一样,莫言的语言没什么好看的,但刘震云的语言在《一句顶一万句》里面达到了他的高峰。

别人不一定赞同,我个人感觉他的小说最大的光彩就在于语言比较有特色,特别是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。之后他的小说和《一句顶一万句》比较像,我估计跟他写的内容有一定关系,他写的民国时候的事情,有点更滑稽的感觉。我觉得有点像赵树理的小说,只不过那种视角,和通俗的表达方式,是他的高峰了,他后来没写过这么好的小说。

他的小说我看过很多,《一地鸡毛》也很好看,我高中看的。他是 1980 年代末发表的。《故乡天下黄花》挺失败,他可能是受魔幻影响。但他不是学者型的作者,也不是哲学思辨的作家,他硬要写得更有思想性,就力不从心。《故乡天下黄花》写的是土改,没有比别人更出彩。他后面的两部小时候不出彩,因为有点太段子化了,内容都是网络上的。

Q:我发现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。

史杰鹏:我有什么话就直接说。我个人也不会去诋毁谁。好的就是好的,不好的我认为是不好的。不想迎合谁,也不想去拍谁的马屁。我其实我脑子里缺根弦,我告诉你,我感觉我不知道红线在哪里。我真的有时候不知道。所以,(关于俗的那个问题的讨论),我刚刚说我说下去会政治不正确。我顶多知道红线是在那里。有可能那个都已经不是红线了,已经接近于死线了。这个也有可能啊。

Q:但还是觉得这样是好的。

史杰鹏:这样是好的。但是社会是很险恶的,我以前不知道啊。当然我也不是故意要触碰这个红线。我觉得就应该这么说啊。做人干嘛要这么虚伪呢。但是没想到得罪了很多人。所以搞得现在这个现状,我也是挺冤的。因为就是脑子里缺根线。

Q:这本书里有一首诗,大家对它的解读有争议。你说了一句话:“我们自己有脑子, 自己分析。 ”你是什么时候,有这个习惯的——自己有脑子, 自己分析。

史杰鹏:我是自从,应该是……我估计这个是隐藏在我的潜意识里,我从小就跟别人对着干。我的父母回忆我的时候就说,哎呀,这个小孩小时候不听话。

我的妻子到现在还拿这个说我,因为我的女儿现在也是这种性格,就是跟你对着干,你要说什么,我偏不干,她说这个是你们家的烂基因。然后我就否认。后来她就问我家人,我妹妹,我妈妈也这么说,确实是我的遗传。我觉得确实是有遗传基因的问题。

所以,我小时候这种逆反心理的话,就会让你对别人说的事情都不相信,就是下意识的反抗。后来我就想我为什么要反抗,我肯定要想出他的理由来,我不能说这是一种本能反应,那就没有意义了。那就要思考,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人说话就是不对的,很多人说话就是没脑袋。

碰到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去分析他。我自己的解读和别人的就是不一样,一方面是天性,一方面是思考。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,别人宣传什么就是什么,那不行。

所以我碰到任何东西,我都要自己去分析他。当然这跟我个人的天性有关系。我看到很多诗歌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跟别人的解读不一样的,我为什么要照抄他。

Q:你有意识去对着干的,能想到的最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?

史杰鹏:我现在想起来有一些很荒诞的事情。比如小时候经过一个工厂,工厂有电影院,经常会贴海报。有一天我看到他们在贴海报,有两部电影。

下午的票便宜,我马上就鬼使神差地去买了下午两点钟的电影。下午要上课的啊。我当时完全没有考虑到要上课的事情,完全脱离了社会秩序、轨道。

买了这个票之后我还跟跟老师请假说,我下午要看电影。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我当时是不是脑子有问题。怎么可能一个学生买了电影票跟老师说。

老师表现得很惊讶,他说还有这种事?不行不行。我不管他。我自己就跑去看了。看了之后我就好害怕啊,我就想怎么办,明天不让我上课怎么办?肯定不让我上课的嘛。

后来果然就不让我上课。让我叫家长来了。家长来了肯定就被打了一顿。

所以我想这种叛逆心理还是一种跟别人不一样,变态还是怎么?我说不清楚。小时候就是这个样。好像还有好几起,现在我长大了,我觉得我还比较正常了一点。我觉得当时这么做是不是不对。

Q:我以为会是一个环境特别荒诞的事。就是面对荒诞的环境觉得不对劲,出于天性去反抗,我以为是这样的原因。

史杰鹏:对这种环境本能感觉不对……比如小时候不是有生产队嘛,我舅舅就跑到河里游泳,抓河里面的鱼。然后就突然来了一些民兵,每个人手臂上戴着那种红袖标,端着那种步枪朝河里瞄准,让他们全部爬上来,我当时觉得非常恐怖,我就很本能地反感这种。

当时受那种爱国主义教育,(就知道)生产队的鱼是不能抓的,但是我当时觉得这个是很恐怖的气氛,这样是不对的,如果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是很可怕的,很悲哀的,我想这种算不算是一种叛逆。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叛逆。

因为很多人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对。但是我就是本能的觉得不对。我就觉得这个社会很可怕的。不是一个很好的社会。而且戴着红袖章,非常可怕,就觉得有一种很肃杀的气氛。

Q:那是什么时候?

史杰鹏:5、6 岁,因为那是文革后期,我是 1971 年生的,那是 1976 年左右。看电影要晚一点,因为是上了小学,2、3 年级。2 年级,那就是 8、9 岁的时候。

Q:这部书中,你写“我小时候走在郊外,看见野草中一个个恐怖的坟墓, 想象坟墓中的骨头也曾在世上生活过几十个春秋,如果他们能够写作, 每个人都是一部文学史。”这是多小的时候?很惊讶小孩子看到坟墓想到这些。

史杰鹏:我估计就是 7、8 岁吧,因为小时候我爸爸就住在南昌郊区,他住在乡下。我跟我妈妈住在城里,每当过寒假的时候,他就要让我自己到乡下去,然后那里要经过一条小路,我每次经过那里就要疯狂跑,当时我就会想,这个坟墓里面的人也生活过。当时我没有用文学史这个词,但是当时我就想,如果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描述的话,他们的生活应该很丰富吧。

我这个人比较胆小,现在我都很胆小,我有时候不敢看恐怖片,看了晚上不敢睡觉,要开着灯睡觉。我现在都很少住宾馆,因为我怕,我害怕。我估计我脑子里面可能有一个什么地方坏了吧。怎么就这么胆小呢?真的无法理解。所以这对我造成了很多困扰。

我连学术会议都不去开。因为什么呢?现在学术会议和以前不一样,以前是两个人住一间房,现在一个人住一间房。哈哈哈哈哈,所以我有时候一般就找借口就不去了。

Q:我以为你不怕,因为我看到你公众号上写你去日本以后,会去专门的网站上看住所附近有什么凶宅。

史杰鹏:我喜欢看恐怖片,但是又害怕。有一种享受感,但是确实又害怕。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个好像是人性,好多人都喜欢看恐怖片,但是他又害怕。但是可能没有我怕得这么厉害。我真的就是怕得不敢睡觉了,所以从小就这样,但我没想到大了还是这样的。

我有时候想古代人怎么生活啊,因为那时候又没有电灯,怎么度过漫漫长夜呢。挺奇怪的。会害怕,非常怕黑。所以我在宾馆睡觉都是开着灯睡,多不方便啊,你说是吧。所以我就拿一件衣服盖着脑袋睡。开着灯睡不着嘛,所以盖着脑袋睡。我会胡思乱想,要是看到了什么鬼魂,那多恐怖啊。

这样想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病,一种病态。但我不知道是什么病啊,我怀疑是一种病,因为这个不大正常。

《亭长小武》封面,图片来自亚马逊

Q:你 7、8 岁的时候这样想。因为想的方向是跟文学跟历史有关系,现在来看这个事,会想这种关联是你事后的总结,还是有点“注定”的意思——当时那样想事情,后来就做了与之相关的事情。

史杰鹏:因为我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,我看到每一个人,就是那种特别……比如乞丐,他们生下来也没想到自己会当乞丐,他们的父母把他们生下来也不想他们这么痛苦。我经常会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想他们的事情,我觉得挺可怜的。其实他们也经历了很多,可能他们心灵也很丰富。只是不会表达。

Q:你 7、8 岁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孩,会这样想事情?你会想他们都经历了什么。那你那么小的时候自己也经历很多吗?

史杰鹏:就是应该是比较敏感的小孩。我现在对那个时候的记忆非常丰富,记得非常清楚。所以我写户口本的时候,有那么多的细节。连我家人都说怎么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。

我小时候都记得非常清楚,反而长大了记不清楚。这个可能跟我个性有关——经常喜欢胡思乱想。他们经常说我用手在空中写字,但是这个我不记得了。反正不是那么正常的一个人,性格有点倔。然后我的弟弟妹妹都不是这样的,可能跟他们都不是太一样。

7、8 岁的时候,因为生活对我来说是挺苦难的,挺苦痛的。我是 71 年生,中国物质很短缺,你会感受到物质的极端贫困。别人也很贫困,但是不会想那么多东西,当然这跟我个人的性格还是有关系的,跟我的经历也是有关系的。

我妈妈是菜农,我爸爸是稻农,他们天天在一起吵架,你看在眼里,就会觉得很痛苦。他们被苦难的生活折磨得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我觉得大部分的夫妻,那个时候的都是这样的。物质困乏使得一个个的人精神不太正常,我相信(那时候)大部分的中国人,他们都不太正常。

包括后来听朋友讲,他小时候,突然就听到隔壁有杀猪般的嚎叫,邻居把他的三个孩子吊在房梁上打,就跟电影一样的,就疯狂抽打。他自己因为惹怒了他母亲,他母亲拿一个烙铁来烙她。

这个都不是很正常,但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司空见惯,也没有人觉得会不正常,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都有点病态吧。这是我的感觉哈。

Q:看到你最近讲你们在日本的生活,你去日本是去做什么?

史杰鹏:因为日本有个大学邀请我去做访问学者。(在东洋文化研究所,主要做法学、历史学方向的研究和学习。)我以前去过日本两三次旅游,我觉得这是中国古代向往的三代之治吧,路不拾遗,道路干净整洁,然后清廉有效。每个人都是互相很友好,彬彬有礼。然后老有所依,幼有所养。男有份,女有规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中国古代圣人向往的。

而且日本又是一种跟中华文化比较接近的国家。骨子上还是有区别的啊,但是我们看日语会发现它有很多很多词语都是来自中国汉语。我是研究音韵学的,他的发音都是古汉语的发音,所以通过你知道的汉语可以知道它日语大概是什么发音,这个就令你感到很亲切。

你就非常想去日本看看,为什么人家能变化,当然 100 年前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想的。你知道原因还是没有用,但是我还是想去探究探究。就这么回事。再说我在中国也没有工作了,住在哪里都是一样住,我就无所谓了。

Q:你研究这些东西本身对你来说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吗?

史杰鹏:有兴趣,是很好玩的事情。作为一个作家,有一些他精通的事情会对他有影响。

我一直想写一部非常现代化的历史小说,我可以把所有的细节非常现代化。你看起来就不像历史小说,就像写现代的生活。现在(中国)没有一部历史小说是这样的,大家写的小说都是王侯将相,才子佳人,讲一些传奇故事。没有展现社会的整个细节的小说。

但是西方是有的,他可以把那个时代的村落都复原了。就是你写这个故事的时候,这个人住在哪个地方,周围有哪些邻居,各自是什么职业,中国好像没有这种小说。

比如说意大利作家翁贝托·埃科《玫瑰之名》,他是一个符号学的教授,玫瑰之名写的是中世纪的一个修道院的故事,他的内核很简单,就是一个侦探故事。但是他写的细节,这个修道院是什么构造。这个人住在哪里,他通过什么方式进入这个图书馆,他在里面看到什么。就是你搭个积木就能把它完全完全复原。

《玫瑰之名》封面,图片来自亚马逊

中国的历史小说,包括侦探小说没有做到这一点。我想这跟翁贝托·埃科本身是一个教授有关系。他会形成那种思维方式,但是我认为一个作家要写得非常厚重,需要这个方面的思维。但是你如果不是一个学者的话,你形成不了这种思维。

我做这个研究——古代注解研究,我就知道古代人怎么说话的,他当时的发音和现在的发音有什么不一样。然后我看出土的文献材料,我就知道当时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,他每天要花多少钱。他这个当时的生活场景。他的官府的构成方式,他的整个行政制度,他都写得很详细。这样他就慢慢在你脑子里形成了一个很具体化的东西。

我觉得作为学者,他对我的影响还是非常重要的,对我们的这种写作的追求还是有影响的。

Q:你写公众号的时候常常会“讽刺”,而且是在一段话的末尾。你怎么看这种讽刺?

史杰鹏:其实我现在不是讽刺了,是自嘲吧。因为你发现对整个社会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,你什么都不能说的时候,你只能自嘲。因为按照正常的话,我不应该是这种风格。我应该是说话更直白、更真实,现在我无奈嘛,无力为社会做什么,只能被社会教训。那只能是一种自嘲。可能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吧。

Q:你觉得使用社交网络,会对自己造成什么影响。不是想特别问你去年的风波,是真的会有疑问。使用社交网络,从你个人的经验上来讲,会让自己本身发生一些改变吗?

史杰鹏:社交网络会产生改变的,因为社交网扩能让你交到很多朋友,志同道合的朋友。因为在以前有限的生活环境下,不可能认识那么多心灵智慧的人,跟他们成为朋友。这个是很好的地方。

但是社交网络,同时也把一些最烂的,最不堪入目的人,暴露在你面前,让你对这个世界挺绝望的,你以前还不知道有这么多的烂人,这么多人渣。后来通过社交网络你发现,真的有这么多人渣,而且这些人比心灵高贵的人要多出好多倍。你以前可能也知道,但不会这么血淋淋地端在你面前。

Q:你在公号上写过一个去年的总结,你说去年是特别不好的一年。我没想到被北师大开除这件事情对你影响会这么大。因为你自己写书,我以为没了那份工作,你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

史杰鹏:影响非常大,不仅是这个,因为有很多流氓就盯着你,你出版书籍他们都会去告你,没有冤可讲。网上的这种人很多,他们在说你的时候非常快乐。他们现实生活中过得很苦。我觉得整个社会都在鼓励他们。新浪做的这个程序都是在鼓励他们。你把他拉黑了,他还可以发私信辱骂。所以,我也不再去注册新浪的这个账号。

Q:你觉得这些人对你的影响大,还是学校开除你的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大?

史杰鹏: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事情。没有这个事情,北师大就不会开除我。当然可能换一个(学校的)书记,也可能不会开除我。

Q:看到你在叙述这种悲观的时候,会让人有点紧张,会觉得悲观不是很好。

史杰鹏:我说的悲观不是终极悲观,我指的是个人的无力感。因为人的寿命是有限的,你可能看不到,但是将来是肯定能看到的。这个历史进程我觉得是一定的,但是你一辈子你是耗不起的,在你的有生之年,你可能觉得你看不到,那就很悲观。但是终极上来说,那当然是乐观的。

Q:最近,你在思考些什么?

史杰鹏:我最近在思考第一就是怎么个谋生方式,怎么让自己更好地生活。再就思考我怎么能写出什么更有意义的东西,对别人有益。

Q:对别人有益就是你所说的有意义?

史杰鹏:就是让别人读了你的东西更有脑子。我们自己有脑,自己分析。很多人都是不会自己分析的,就要让别人你自己有脑子,你自己分析。包括我自己写的东西,你反驳我也好。

就是每件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比如诗词,现实生活中我接触很多人他们不自信,觉得我理解的这个诗词的意思怎么跟他讲的不一样,我是不是太浅薄了,我就告诉他,这个不是浅薄。

并不是说是一个大教授就说的一定对。你完全可以自己去思考,去解释这个诗歌。没必要觉得他就是权威,诗歌这个东西跟做学问不一样,诗歌是不需要学术训练,它不是逻辑性的,科学的,它是一种审美的东西,更心灵的东西。你可以完全自由地去思考。

Q:你最近想写的书是什么书呢?

史杰鹏:最近想写的书是一部小说,比较小的长篇。我想写一部比较有哲理的小说,类似于《阿 Q 正传》。想表达一种知识分子责任感的小说,表达类似的想法的小说。是这样的小说,既生活化又抽象化,一直在收集资料。但是现在因为生计的需要,还在写一些其他的稿子,所以暂时还没有办法。

Q:这个你介意把它说得更具体吗,表达类似于《阿 Q 正传》的想法,这种类似的想法是什么?

史杰鹏:这个暂时不说了,再说就政治不正确了。

岑范导演电影《阿 Q 正传》剧照,图片来自豆瓣

Q:你刚才提到的那个“现代的历史小说”,你在之前采访里提到它就是古代版的《户口本》(《户口本》是史杰鹏的自传体小说,描写他自江西农村长大过程的所闻所见。)可不可以这样问,你的《户口本》和古代的《户口本》相比起来,哪个的意义更大?写作一部“古代的《户口本》”,这样的一部小说的意义在哪里?

史杰鹏:因为它可以通过个体反映大时代。就是一个小的人物在大时代是多么的微不足道。这样的话,可以表达自己的价值观,同时给别人有一种情感上的熏陶,因为在现代,你还看不清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在整个大时代的意义,但是在古代的事情你就能够看到。你还可以自己搭一个自己的框架。创作的自由度更高。

Q:搭建一个自己的框架是虚构?就是说通过这个可以改变那个时代的特点?

史杰鹏:是虚构,但是不是改变那个时代的特点,而是你可以更表达那种典型化,也更有可读性。比如说余华写的这种小说《活着》、《许三观卖血记》,它是做过一定的改造,它显得可读性更强,更有典型性。但是它的缺点也在这里,就是说他会迎合普通读者。

Q:你说的典型性也包括把那个时代写得非常实在?

史杰鹏:就是不会写得非常模糊。以前那个《户口本》,我写得比较松散,就是说我是写给那些更愿意看的,心灵更丰富的人。如果我要更讨巧的话,我应该把它更故事化,放到一个大的故事框架中,让它的故事更惨一点,更惨一点就是更典型化一点。因为在那个时代肯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

但是这样的话,像我看《许三观卖血记》,我就觉得我不满意的在哪里,我觉得它有点故意卖惨。有点丧失真实性了,有点漫画化了。它也有它的好处,也有坏处。它会更曲媚读者,也可以赚更多的钱,卖得更好。

Q:你在评价一个小说让你自己满不满意的时候,“真实”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吗?

史杰鹏:对,真实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。小说虽然是一个虚构性的东西,但是细节还是要真实的。但是哲理性小说除外啊,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卡尔维诺的这种小说,但我不喜欢。为什么呢,我觉得他就是想表达一种理念,专门来编一个故事来表达一个理念,我不是很满意这个东西。我更喜欢那种经典小说,但卡尔维诺我觉得跟卡夫卡不一样,卡夫卡我觉得他的细节是很真实的。

Q:比如阿乙他会说,他出一个长篇,就是最近的这一个长篇,他就觉得人生无憾。那你自己在写作上,第一,写作是不是那么那么重要的事情。然后,写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就是你满意和知足的事情。

史杰鹏:我现在没满意,《户口本》是喜欢的人比较多,它是散片性的,有些章节是我至今看起来也是比较满意的。但是还没写出最满意的,我现在想写的首先就是古代的《户口本》那样的小说,还有一个就是《阿 Q 正传》那样的小说。我是把它当很重要的事情,但是我知道不能着急,要不断修炼。

《户口本》封面,图片来自亚马逊

Q:如果把自己的大脑当做装备去升级,你会怎么增减装备?

史杰鹏:我现在特别想增加记忆力,现在在学日语,记忆力不行。其他不用再升级了,基本上够用。如果是知识构成,我想增加西方哲学的一些知识,神学的知识、法理学的知识。我看过一些。但还不够。但是这个很难,因为我觉得我西方的素养不够。

Q:推动这个时代进步的人是谁?或者是某一类人。

史杰鹏:我觉得现在推动进步的就要靠法律,因为整个社会是靠法律来规范的。包括我们的政府也这样说,要依法治国。

我觉得现在就是说,要让法律来维护依法治国这个东西,然后国家才会蒸蒸日上,才会变好,才会文明富强,然后我们国家才会变得更加美好。包括西方也是一样的,那些政客基本上都是学法律出身,因为干什么都要专业,治国也是一样的。

Q:你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担忧?

史杰鹏:我的担忧不能摆在纸片上说。我希望我们的社会更加开放。

题图为史杰鹏照片,由新经典文化提供

责任编辑人:凤凰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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