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进入低欲望社会：不婚、不生、不买房

来源|新财富杂志（ID：newfortune）

日本著名管理学家、「世界五大管理大师」之一的大前研一，写过一本《低欲望社会》，副标题叫「大志なき時代（胸无大志的时代）」，他感叹道：

“日本年轻人没有欲望、没有梦想、没有干劲，日本已陷入「低欲望社会」！”

自从1991年经济泡沫破灭之后，日本经济持续低迷，被称之为「失落的20年」，有一说是「失落的10年」，从1991年开始到2002年小泉政治改革结束，经济开始出现恢复，然而随着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，再度陷入低迷。

未满35岁的日本人，从懂事以来就面对「失落的20年」，大多数人的心态不只是不愿意背负房贷或结婚生子，所有的风险及责任都不想承担。

所谓的「低欲望社会」是指：

无论物价如何降低，消费无法得到刺激；经济没有明显增长，银行信贷利率一再调低，而30岁前购房人数依然逐年下降；年轻人对于买车几乎没有兴趣，奢侈品消费被嗤之以鼻；「宅」文化盛行，一日三餐因陋就简。

在「低欲望社会」的背后，原因很多：

既有一个社会高速发展趋向成熟后的一些共同原因，也有日本在税收政策上的倾斜因素，更有日本社会独特的传统文化基因因素。

夫妻亲密度不够、出生人口减少

日本当下面临的最大问题，可能是出生人口减少和人口高龄化问题。

在日本有过两次生育高峰，第一次是1947-1949年，第二次是1970-1975年左右，每年的生育人数在260万和200万以上，被称为「团块时代」和「小团块时代」。

团块时代出生的人经历了战后的高速发展期和经济泡沫期（日本最辉煌的时期），这些人现在都在70左右的高龄。

而「小团块」则在大学毕业就职高峰期恰好遇到了日本经济泡沫破灭，面临就业困难的问题，为了生存不得不调整知识结构进入各种领域重新奋斗，这些人目前在40岁以上，仍然在各个企业中扮演中坚角色。

然而在此之后，日本一直没有新的生育高峰形成，人口逐年递减。

低出生率有很多原因。

首先，日本结婚年龄普遍较高。

女性意识的觉醒对于传统家庭的男女模式开始感到厌倦，而男性觉得婚后自己像是挣钱机器，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更加享受单身生活的自由自在。

其次，日本男性工作时间过长，夫妻之间亲密度不够，因而生育率持续走低。

再次，日本男性婚后育儿时间非常低，最新统计是每天1小时左右，很多夫妻没有精力抚养孩子。

最后，虽然日本对两性关系在亚洲地区属于比较开放，但是对非婚生子女、婚外子女却一直持非常保守的态度，政府在非婚生子女的福利和扶持上，并不如欧美一些国家那么愿意投入，因此，隐蔽的人工流产仍然不少。

劳动力不足、消费萎缩教育危机

低出生率带来的第一个问题，是劳动力严重不足。

日本独特的情况是女性婚后就业率很低，因此实际劳动力更加少。

首相安倍晋三今年提出税制改革，鼓励女性就业，然而社会对此反应冷淡，因为只是推进女性就业，所要解决的育儿设施的增加和福利补贴没有跟上。

低出生率带来的第二个问题，是消费萎缩。

新技术、新设计以及各种时尚潮流的消费对象是年轻人，然而随着年轻一代数量的逐年递减，消费趋于饱和。

相反，面向高龄阶层的消费品开发似乎成了新的热点，但高龄阶层对于时尚等消费能力有限，能够开发的产品集中在一些未来疾病和护理等方面。

少子化带来的第三个问题，是教育危机。

日本的教育资源并不缺乏，但是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和管理作用有限。

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混合的社会，教育处于两难境地。

统一的应试教育依然占主导地位，追求精英教育的父母督促孩子去上各种私塾补课。

另一方面，孩子对于老师的权威嗤之以鼻，对于父母传统的生活态度感到虚幻，「人生如同是在一个轨道上，还没有进入轨道，就已经知道轨道那头的结果」。

「团块」那一代，仿佛是造就了一个人生的模式，在学校做优等生，进入一流大学学习，然后进入一流企业就职，在企业的升职阶梯中一点点往上爬，直到退休。而女性则是一流大学加一流企业，再找个优秀男人结婚，做全职太太。

当父辈要将这个模式套入下一代，对于70年代出生的人或许还有一些吸引力，因为虽然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了，但依然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，而对于之后出生的八十、九十后则没有任何吸引力。

年轻人要过自己的生活

为了获取社会的认可，牺牲自己的个性为公司而努力，从而得到富裕中产阶级的生活，年轻一代觉得这样的价值观简直庸俗到令人作呕。

物质上已经极为发达的日本，文化上对于欧美文化是崇拜和模仿的，随着矽谷精神的崛起，简素的生活，回归生命本质的探索，自我意识的觉醒，使得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成为主流。

当个性渐渐高于共性，对于比较也渐渐失去了兴趣，那些奢侈品的消费变得毫无意义。

日本是个平均主义的国家，工资集中在平均线左右，国家采用累进税制，年收入愈高则税率愈高。

因此，日本国内年收入1500万日元以上的人群比例极低，经济学家感叹有钱人都离开日本，到税制比较宽松的国家或地区，如新加坡、香港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