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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人已经很少看到的粮票，从1955横空出世，到1993年黯然离场，它代表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粮票时代。图为广东兴宁县1967年版的粮票，“周转”二字透出玄机：根据1955年的相关法律规定，农民如果因为经济困难而将口粮卖给国家，以后在一定时期内要买回，这种小票就是凭证。
这是上世纪50年代，浙江农民向国家交粮的情景。在副食品贫乏的时代，人们几乎完全靠主食充饥，28斤粮食仅能满足一个成年人一个月最低的粮食需求。28、32、40等数字，深深烙在一代人心中，以至于多年以后，作家张贤亮把这种粮票统治下的生活称作“数字化生存”。
1960年，贵州都匀公社食堂里，农民们正在欢乐地吃着“大锅饭”。在三年困难时期（1959—1961年），这样的场面逢年过节才偶尔一见。
图为北京市居民粮食供应证。和粮票一样，城镇居民可以拿着它来购买粮食。这种供应证和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、市镇饲料供应证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、全国粮票、地方粮票、地方料票一起，构成计划经济时代保障粮食供应的“四证三票”。
图为上世纪50年代，天津一位老大娘拿票买粮的情景。最基层的定点粮店，限制了在此买粮的居民：一家几口人、大米多少斤等，不容丝毫差错，“粮店比派出所还厉害”。
那个年代有句俗话叫“手握粮票走天下”，可这句话不准确，应该说“手握全国粮票走天下”。那些风情各异的地方粮票，在本地是买粮的硬通货，而一旦跨过省市的界限，立马变成一堆废纸。
图为60年代的宣传画，展现了当时的节约粮食之道：首先，批判铺张浪费的行为；另外，即使到了丰收年，农民也要不忘计划用粮，精打细算为将来留余地；而对于城里的居民，每当粮食定量变更时，得及时到粮店去修改。
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，中国人餐桌上的副食品变多了，粮食吃不完了。1993年5月10日，北京开放粮油价格的第一天，朝阳区某粮店的店员在登记注销最后一批粮票，陪伴人们近40年的粮票成为往事。
虽然粮票退出了流通领域，但仍有不少人珍重地把它收藏起来，收藏起一段饥饿而辛酸的岁月，也铭记那不可忘却的吃饭教训。
图为1955年版全国通用粮票，1956年、1957年又经两次印刷，今天的参考收藏价为每套500至700元。而最贵的是196x年版全国通用粮票，该套粮票发行于1960年至1962年之间，全套6枚，面额分别为1两、2两、半斤、1斤、3斤、5斤，市场参考价为好品每套3万元到8万元。
